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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微观基础的动态模型，用于研究以教育和工作为目的的两种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城市劳动力结构的影响。其次，本文校准了模型的参数以拟合中国1980年至2007年的数据。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存在大规模人口迁移，也经历了重大制度变革，这对以工作和教育为目的的两种迁移产生了不同影响。本文发现，尽管教育迁移人口仅为工作迁移人口的1/5，但前者对提高人均产出的贡献却大于后者。农村学生进入一流高校的比例降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降低了人均产出和城市高技能劳动者的比例。
研究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经济体的快速结构转型。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劳动力流向城市中生产率更高的行业。许多学者研究了结构转型导致的城乡迁移，但这些研究局限于以工作为目的的迁移。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家长为了追求更高的教育质量把子女送到城市就读，或者为了让子女从城市教育中受益而选择在城市工作。也就是说，教育迁移的决定可能先于就业选择。此外，学校教育不仅使刚进入就业市场的毕业生拥有更多的初始人力资本，而且提高了其入职后的学习效率。也就是说，被父母送去城市接受更好教育的人相对于低技能劳动者以更高的速率积累人力资本。
然而，这种以教育为目的的迁移在过往研究中被完全忽视。为了探讨这种迁移对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城市劳动力构成的重要影响，以及这一渠道与工作迁移相比的重要性，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微观基础的动态模型，其中城乡迁移是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包含以工作和教育为目的的两种不同的人口迁移。
尽管构建的模型具有普适性，但为了量化两种不同迁移的形成原因和影响，还需调整模型以配合研究主题。中国有大量的迁移人口，还存在可能对两种迁移产生不同影响的特殊制度，这些制度包括招生制度、户口制度和大学录取制度。由此自然产生以下问题：各种制度对两种迁移产生何种影响？对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劳动力构成产生何种影响？尽管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迅速，但中国在过去30年中，低技能劳动者的迁移比高技能人群更快。那么，导致教育迁移相对放缓，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迁移之间不平衡的原因是什么？对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产生何种影响？
在建模和参数校准之前，可从中国改革开放到全球金融危机期间（1980年至2007年）的数据中总结出一些关键事实。在此期间，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同时，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学扩招，进入大学学习的农村学生增加，但考入一流大学的农村学生减少。这些发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技能培养和教育选择对城乡迁移的影响。
在中国严格的内部迁移管制下，大学招生成为减少迁移障碍的重要渠道，即学生通过高考进入城市。这一迁移渠道的存在使本文能够考察以教育为目的的迁移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比较这一渠道与工作迁移的相对重要性。由于大学扩招、大多数大学位于城市以及城市高技能工作的薪酬更高等原因，父母希望子女进入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然而，实际上，中国的工作迁移在数量和年均增长率上远远超过教育迁移。因此，有必要研究影响农村学生迁移的因素以及导致农村学生更难进入城市一流大学的原因。
实证分析
本文研究了1980年至2007年期间，教育迁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以教育为目的的代际迁移决策的动态均衡模型。这一框架引入了人力资本积累和代际流动，用于同时研究以工作和教育为目的的城乡迁移。由于政府分配工作在1994年取消，因此本文将整个时期分为两个区间：1980年至1994年为时期1，1995年至2007年为时期2。首先，本文分别校准了两个时期的参数以拟合中国数据。然后，根据校准的参数对模型进行模拟。最后，将模拟结果作为基准模型，进行分解分析和政策实验，考察教育移民在中国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如教育体制、市场干预和迁移管制等方面的改革。本文分解出时期2下影响中国发展的11个因素，包括取消工作分配政策、更好的工作机会、教育迁移的成本上升、工作迁移的成本上升、城市和农村的全要素增长率增长、人力资本增加、儿童抚养成本增加、市场扭曲减轻、更好的代际流动性、农村学生进入一流大学的比例下降以及大学学费增加。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人力资本的增加和代际流动性的提高对人均总产出增长的贡献最大，而农村学生进入一流大学比例下降使得人均总产出下降。第二，更好的代际流动性、人力资本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是城市人均产出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样，农村学生进入一流大学比例下降会影响城市人均产出增长。第三，由于就业机会增加，城市劳动者比例会上升。第四，代际流动性提高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会提高高技能劳动者的比例，但农村学生入学比例下降以及大学学费增加会使高技能劳动者的比例降低。第五，在所有因素中，劳动力市场扭曲减轻是导致技能溢价上升的最重要因素，其他因素还包括人力资本增加和农村学生入学比例降低，而代际流动性的提高使得技能溢价降低。
与其他因素相比，1994年至2007年间，农村学生进入一流大学的比例降低对中国的发展有巨大的负面作用。农村学生进入一流大学比例下降可能是由于具备技能的父母倾向于迁入城市，导致农村精英流失。
研究结论
经济发展通常伴随着结构转型和城市化进程。本文构建了一个动态空间均衡模型，刻画了以教育为目的的迁移这一新的迁移渠道。随后，本文进行了定量分析，以中国为例研究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教育和工作为目的的城乡迁移的动机和影响。
本文的主要发现是人口迁移的确对中国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在1981年至2007年间，城乡迁移对人均产出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1%。特别地，本文发现以教育为目的的迁移对人均产出的贡献大于以工作为目的的迁移，两者分别贡献了6.3%和4.5%。由于以教育为目的的迁移会产生巨大影响，忽视这一渠道将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人口迁移的影响，尤其是迁移导致的劳动力技能提高。此外，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共同贡献了人均产出变化的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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