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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语/ 偏居东北一隅，又与中国苦难深重的近代历史相交织，老一代大连华商，几乎不曾进入人们的视野，更无缘跻身商帮行列。然而他们忍辱负重、逆境求存的事迹与精神，不应该被轻易抹煞或遗忘。今日之大连，以发达的工商航运及海纳百川的包容，卓然傲立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群之中，其绵延不绝的浑厚商脉，亦值得我们去梳理和发扬。
1921年4月16日一大早，45岁的郭精义匆匆赶到大连火车站南面不远的大连华商公议会，130多位群情汹涌的商界同仁，已在那里焦急地等待他。
此时的郭精义正值盛年，论财产实力，是当地华商“八大家”中公认的第二号富豪，论声望地位，出任华商公议会总理（即会长）逾7载，以急公好义为人称道。谁能料到，接下来的20个月里，他将成为一场与日本殖民统治悲壮抗争运动的最大主角，自己也为此耗尽了最后的精力。
1“金建值”风潮
郭精义牵头推动大连各界商团，合组声势更大的“银建同盟会”。
大连华商此番紧急集会，事出有因。前一天，统治大连的日本殖民当局关东厅突然向商人传达6个月后将实行“金建值”的命令，引起强烈反应。
所谓“金建值”，是指殖民当局强制在特产物和钱钞交易中，以“金本位”为结算标准，在大连及东北发行朝鲜银行（日人控制）的“金券”，要求大连市民“以1元银币兑换7角朝鲜币，过期银元作废”，其真实目的是搜刮华商及普通中国百姓手中的白银，并借此加速对东北资源和财富的掠夺。
大连华商之所以反对“金建值”，皆因中国人固有的资本体系为“银本位”，当时东北农户及内地商民都用银洋买卖货物，实行“金建值”后，大连华商与本地特产交易所交割时不得不接受“金券”，到东北和内地办货时，又要将“金券”兑换成银洋，一出一入折扣损失甚大。且金银比价常有波动，商人既要关心粮食等大宗货物价格涨落，又要随时承担金价变动的风险，实在不堪重负。
在当日华商集会上，郭精义慷慨陈词，认为此乃事关华商生死的大问题，决不能委曲求全，并当场表态“吾等自应首当其冲，据理力争，虽牺牲营业，甚至陷于缧绁（即入狱坐牢）概所弗惜！”
随后华商们推举郭精义及公议会协理（副会长）李子明为首的32名代表，组成“华商银建保存会”，共同发起抗争运动。部分在大连经营的日商，因担心实行“金建值”会令大连经济萧条，连累他们蒙受损失，也加入了请愿阵营。很快，华商公议会、特产交易所、民用物品交易所、重要物产信托会社和钱钞交易所等大连五大经济团体，联手罢市，以示抵制。
郭精义一边发动商团代表40余人到旅顺口面见关东厅长官，要求“收回成命”，一边动用自己在内地的政界人脉，奔走北京和奉天（沈阳）之间，希望北洋政府和东北奉系张作霖施以援手。
眼见抗议和求援均未能见效，郭精义牵头推动大连各界商团，合组声势更大的“银建同盟会”，出任中方委员长，并筹集经费7万元，决意集体赴东京向日本政府请愿。
同年5月上旬，郭精义、李子明及名列大连华商“八大家”的张本政、刘仙洲等一行60余人抵达东京，但历经40多天周折，日本官方都无正面回应。据说后来以大量金银古玩买通上下，得以半路拦车向日本外务大臣讲述情由，后者最终同意把郭精义领进皇宫见到大正天皇（明治之子，裕仁之父）。不过，尽管郭费劲唇舌，陈说利害，高高在上的大正仍是敷衍了事，不予明确答复。
郭精义一行赴日请愿再度无功而返，但大连华商反“金建值”的抗争却始终未曾平息，殖民当局施以高压手段企图震慑，陆续有华商“用脚投票”，避走东北或干脆休业，大连市面不时出现反复。直到1923年，因清政府1898年与沙俄签订的《旅大租地条约》25年期限已满（日俄战争日本获胜后强行承继这一租约），中国内地要求“收回旅大”的抗议声浪高涨，9月份，日本又突发关东大地震，破坏甚烈，重组后的日本政府内阁为舒缓国内外压力，授意关东厅宣布“改金建为金银两建并用”，历时近两年半的“金建值”风潮，至此才告一段落。
可惜，被视为“反金建巨魁”令日方十分恼怒的郭精义，已于大半年前猝然离世，再也看不到抗争胜利的欢庆场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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